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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山寨机”忽然想到目前一些学校在新课程背景下开设的五花八门的校本课程，因其质量不高，开设随意、缺少监控，似乎也不妨可以戏称它为“山寨课程”。其表现特征有四：

其一，开发的随意性。许多学校开设选修课，没有明确的目的，未经科学的论证，完全从教师的特长和兴趣出发。愿意开啥就开啥，想开啥就开啥。教师喜欢喝茶，即开设“中国茶道”或“中国茶文化”，教师喜欢唱京剧，即开设“京剧赏析”；教师喜欢厨艺，就开设“厨房里的化学”；教师喜欢修家电，就开设“生活中的物理学”；也有从学生兴趣出发的，学生喜欢大片，教师就开设“现代西方影视欣赏”。

其二，内容的芜杂性。课程设计有一定的基本模式，要么以学科为中心设计，要么以学习者为中心设计，要么以问题为中心设计。总之，背后总要有个教育理念或教育哲学做指导。而目前的校本课程内容杂芜得很，一些学校一个年级一个学年能开设一百余门校本课程，有的学校三到四年已经开设了四百余门选修课程。内容涉及文学、艺术、天文、地理，政治、经济等许多方面。题目也很新鲜时尚，如“汽车驾驶”、“生活厨艺”、“民间剪纸”、“诗词吟唱”、“先锋小说”、“后现代艺术”，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但却很少有人追问一下开设的理由和必要性。

其三，组织的拼凑性。课程内容的组织要有一定的规律，要注意连续性、顺序性、组合性的标准。目前许多校本选修课的内容组织的多是东拼西凑，甚至是网络资源的拼盘，其内在完全没有或逻辑，或心理的顺序；或直线，或螺旋的层次。

其四，运行的一次性。因为校本课程的设计和开发是一个短期行为，因此其运行也表现为一定的短期性。教师或出于一时兴起或为完成任务，勉强应付十节八节课，有的校本课程甚至是“沙锅里捣蒜——一锤子买卖”，这次开设，下次不知道开不开。

“山寨课程”最大问题是随意性大、不正规，即缺少必要的课程规划（development）。这种情况是新课程推行中一种不可避免的阶段性的现象。课程开发从其主体来看，分为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就我国而言，宏观、中观的课程基本由国家完成，微观的课程随着教育的民主化进程的加快和课程政策的变革，课程的选择权一部分逐渐归还到学校和教师手中。但是，从目前我国的基础教育发展水平看，我们的教师和学校还没有充分实现从一个知识的传授者向教育的研究者身份的转变，而且教师的专业化素质也未达到很高的程度。兼以新的课程理念和课程标准刚刚施行，一切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因此，校本课程的开发和运行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盲目杂乱的现象。

课程的原本意义是指根据教育目标，为指导学生的学习活动，有计划地编制教育内容的整体计划，是旨在塑造新生代未来人格而设计的蓝图。“课程”一词源于拉丁语的currere，意思“跑道”（race-course），转义为“学习之道”（course of study ）。这个学习之道就是学生的情感、态度、价值，知识与能力，体验与方法的建构之道，其意义是至关重要的。学生的美好的学习时光是极其宝贵和神圣的，教育应把民族乃至人类知识和文化的最精华营养给他们，为学生把在当下和未来生存中最需要的思想、人格、心理、能力等建构起来。关于课程的开发，美国的课程论专家泰勒（tyler）强调目标优先原则，学校开设一门新的课程首先要考虑达到何种教育目标，这些目标可以来源于对学习者本身的研究、对当代校外生活的研究和学科专家对目标的建议，也可以利用哲学选择目标、利用学习心理学选择目标。如果一门课程的开设不考虑目标问题，它的存在价值就值得怀疑。基于这一想法，我以为课程开发不能简单地从学生的兴趣出发（当然要考虑到学生的学习经验），学生的兴趣不一定是学生的发展需要；也不能简单地从教师的特长和喜好出发，教师的特长和喜好与课程目标完全不是一回事。运行没有明确和科学目标的课程，表面上对学生没有什么害处，但实质是在浪费学生的时光和生命。因此，当我们要开设一门新课程时不妨思考药店的一句广告语：不对症的药虽然不是假药，但也是图财害命。

关于开发一门新课程的基本步骤，许多课程论专家经过研究实践给出了一些相对可行的模式。泰勒（tyler）认为“制定任何课程及教学计划时都必须回答的问题”是：“其一，学校应力求达到何种教育目标？其二，要为学生提供怎样的教育经验，才能达到这些教育目标？其三，如何有效地组织好这些教育经验？其四，我们如何才能确定这些教育目标正在得以实现。” 塞勒(saylor)等人提出一个简明的四步规划模式，即目标与具体目标、课程设计（明细化）、课程实施（教学）和课程评价。安鲁和安鲁（Unruh and Unruh）提出课程编制的五个步骤：目标与具体目标、需求评估、内容和评价。弗朗西斯·汉金斯（Francis Hunkins）则设计了一种系统模式，包括七个步骤：课程的概念化与合理化、课程诊断、内容选择、经验选择、课程实施、课程评价和课程维持。这些课程编制（规划）模式，为我们理清了课程开发的基本思路和架构，我们开设一门新的课程都需要考虑到这些基本步骤，并且形成相关的方案，建立相关的保证措施。如果没有这些方案及其保证措施，那就是“山寨课程”，或者根本不能叫“课程”，只能叫“课”、“讲座”或“课外活动”。

美国学者塞勒（Saylor ）等人曾就课程与教学之间的关系的问题，提出了三个隐喻：课程是一幢建筑的设计图纸；教学则是具体的施工。课程是一场球赛的方案，教学则是球赛运行的过程。课程可以被认为是一个乐谱；教学则是作品的演奏。可是目前一些学校中运行的所谓“校本课程”纯属没有图纸的施工，没有方案的比赛，没有乐谱的比赛，其盲目性和运行效果是可知的。“校本课程”也是课程，我们不能因为它是“校本”就忽略了它的严肃性和正规型。 学校和教师作为校本课程开发的重要主体，应该正确认识并努力超越校本课程开发和运行的初始的不完善期，积极研究改进对策。同时，要保证和提高校本课程的开发质量，不妨采取几个措施：

1.课程培训。目前，大多数教师基本接受了新课程理念的培训，但很多人还没有接受校本课程开发的培训。要想开发高质量有意义的校本课程，专向的高质量的培训是极其必要的前提，让学校课程管理者和教师了解课程编制、课程规划、课程评价的一些基本知识和规律，使每个校本课程的实施者知而后行，知行合一。

2.审议机制。美国课程论专家施瓦布提出集体审议的方式，就是要对共同要素进行慎重思考并且作出协调。他建议成立由校长、社区代表、教师、学生和课程主席组成的“课程小组”，由课程主席领导，通过小组合作进行集体审议，作出有关课程的各种决定。这个做法不妨借鉴，但关键是要落到实处。

3.合作开发。任何一门课程都是一项大的工程，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即使是高水平的教师不妨也要走合作开发的方式，最好借助高校的学术力量。另外，还可以尝试搞校际课程、区域课程，进行联合开发。

4. 借鉴引入。校本课程的开发可以采取“拿来主义”的策略。如果学校的校本课程一时开不起来，为配合学分制的需要，不妨使用国家或地区提供的选修课程，引入相关的课程标准和教材。同时，也可以引进外校、外省、大陆以外或国外的优秀课程。外部的优秀课程，去粗取精，为我所用，即是校本课程。

5.品牌战略。校本课程的开发不要重演像当年的大炼钢铁式的闹剧，不要一哄而起，一哄而乱。一定要把握质量，不盲目追求数量，追求形式。一个学校首先要着力开发几门主打的校本课程，形成自己的品牌。这些优质校本课程要具有自己特色，适合自己校情，而且使之成为学生目前和未来发展的重要影响因子。同时，一些学有所长、业有所精的教师也要有自己的品牌课程，并使之成为自身发展和业务精进的标志。

课程改革是国家教育发展必然趋势，更是人才培养质量的迫切所需。校本课程是新课程实施的一项重要内容；对学校和教师而言，它是一份神圣的责任 ，是一次严峻的挑战，更是一次自我解放、自我涅槃的机会。我们要大胆、理性稳健地开发校本课程，努力提高其质量，提升其价值；而不要把校本课程开成缤纷时尚、拼凑组装、质量堪忧、一次消费的“山寨课程”，学校也不要流于形式，成为大量拼凑“山寨课程”的“山寨作坊”。教育需要激情、梦想、气魄和责任，每一个教育者都要迎难而进，在革故鼎新中去体味建设的激动，在探索追寻中去感受超越的喜悦。

祖丙文
我们知道，在十六世纪以前，全世界的人都认为太阳是绕着地球转的。后来波兰出了一个伟大的天文学家叫哥白尼，他经过毕生的观测与验证，终于发现了这个天大的错误，发表了《天体运行论》，阐明地球围绕太阳转的真理。
真理被发现了，可是它的命运如何呢？首先是罗马教皇的反对，将之列为禁书。人们呢，也普遍地不相信，认为是胡说八道。于是，真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没有被人们接受。就是为了让世界认识真理，几代科学家为之做了坚持不懈的斗争：英雄的布鲁诺判了“火刑”，伟大的伽利略被判终身监禁……然而真理永远是真理，历史到了1882年，罗马教皇也不得不承认了这个事实。可叹啊！从这一真理被发现到被人们普遍认可，竟然经过了300年！
“火，并不能把我征服！未来的世界会了解我，知道我的价值。”这是布鲁诺在百花广场的宣言，也是遗言。他想用他英雄的生命捍卫真理，唤醒人类。可是他唤醒了吗？没有，所有人都骂他：异端！疯子！近三百年过去了，人们铸铜像纪念他，说他是坚持真理的英雄！让后代子孙都敬仰他，赞颂他。我想，这份纪念是不是来的太晚了些！
这就是科学的真理被认可的过程！我们的科学家付出的是血、自由甚至生命的代价！我认为，我们每个人都应该问一下：这到底是为什么？
自然科学的真理是这样，那么社会科学呢？也不例外。任何的真理的命运都是差不多的。因为真理总是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想要为广大的普通人所认可，当然需要时间。更为关键的是，真理的发现者经历了怎样的思考、研究、论证的过程是那些庸俗的人所不可能了解的。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就这么简单，却有那么多人总弄不明白，他们总是用自己肤浅的认识去反驳那些发现真理的人，却不知道自己浅薄无知的可笑，这岂不可叹！
我要说的是我们中国的教育。我们的教育已经到了什么地步，我们的当局者似乎还没有清醒的认识。老师累学生苦事倍功半，这就是中国教育的现实。教育确实是到了拨乱反正的时候了。
谁能拨乱反正呢？那些庸俗不堪因循守旧的无能之辈吗？那些高高在上，无所事事的官老爷吗？他们只会随波逐流人云亦云，他们只会搞形式喊口号。呜呼！事情是不是就坏在这些人的手上呢？
来自台湾的王财贵博士，为我们发现了教育的规律，确切一点说是教育的真理。我们还不太习惯用伟大、杰出、卓越之类的字眼来形容他，因为他确实很普通，但是他有众多普通人所没有的责任心和使命感。我不想再重复王教授的观点了，北师大的“一场演讲，百年震撼”的评价足以说明他的观点的正确与深刻。
那么我们真的震撼了吗？应该说王教授的演讲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全国各大中小城市正在开展轰轰烈烈的儿童读经运动。小学甚至幼儿园确实行动起来了，并且效果也着实显著。但那从整个中国的大范围来讲，这仅仅是局部。那么初中、高中呢，没有一点变化的迹象！小学的变化也只是老师们自发的组织的，纯粹的课业以外的附加。小学的教材没有变，考试内容也没有变，老师们是在被动的两面作战。一面要讲那些误人子弟的肤浅的教材，一面又要着眼于学生的将来倡导读经。我们的一部分老师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坚持着，他们靠的是什么？就是对教育事业的崇高的责任心啊！
难道王教授的理论只是针对于儿童小学生的？如果有人这样想就错了，这应该是一场革命，一场对几十年来中国错误的教育的革命！ 不仅儿童要读经，初中、高中、大学，也要读经啊！不仅要读经，还要读诸子百家，读二十四史，这才是教育的根啊！王教授倡导儿童读经运动已经十五年，可现在中国的教育改变却并不大，这是震撼的感觉吗？事实证明，王教授的演讲震撼了一部分人的心灵，但是有些该震撼的人还没有震撼！
于是我们只有希望。我们的教育有希望吗？鲁迅先生说：“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想当年新文化运动刚刚发起的时候，力量是很微弱的，可是一个个热血沸腾的青年人走来了，于是就走出了一条路。那么我们今天为什么不能重新踏出一条拨乱反正的教育改革之路呢？

向王先生致敬
<湖南教育>杂志编辑 黄耀红上

多年以來，香港特區學生於課堂上都要讀錢鋼的《唐山大地震》，而且需要考試，人物時間地點情節，透過筆力千鈞的紙上報道，莘莘學子，遙遙追認30多年前的一段可哀歷史。

然而誰都沒料到，30多年後，紙張上的歷史變成現實裏的噩夢，像魔幻電影的恐怖鏡頭，文字間的記述統統蘇醒過來，由平面而立體，每個方塊字皆扭曲變形如怪獸，伸出魔爪，跨出書頁，張開猙獰的眼睛和大嘴，向小孩子們作勢欲噬。

孩子們把身子往後靠仰，自然反應地予以躲避，但不可能避得開，因為滿山滿湖的災難充斥於報紙上電視上以至街道上的募捐箱內，小小的心靈明白，這次是真的了，不再是筆墨遊戲，歷史原來可以就地重演、捲土重來。

翻開《唐山大地震》，滿目瘡痍的廢墟素描跟當前所見幾乎全無兩樣，都是哭聲震天，都是血流成河。或許最大的所不同只是，當時的消息基本上是被封鎖的，故只能依靠像錢鋼這類有心有勇有智有謀的記者，承擔着巨大的這樣或那樣的压力，拿着鏡頭，提着紙筆，踏在廢墟的瓦礫上，彎下腰，把染血的磚頭一塊塊地撿起，努力拼湊還原一場悲劇的本來面目，但我們又必須無奈地相信，在鎖國的政治氛圍下，他所遺漏的或沒法被呈現的災變真相，恐必遠比他所能勾勒的多出許多、許多。而這一次，30多年後的這一次震災，新聞工作者總算有了比較寬鬆的採訪空間、比較充裕的探索權力、比較合乎文明期待的行動自由；災難相同，不太一樣的是時代與政策。

是的，時代變了，政策變了，評論者的觀感遂也不得不變，故連極具批判力的內地新聞工作者李大同先生亦在明報「世紀」版上予以肯定，撰文感嘆「這次總算比較有點像樣」；即連經常批評北京封鎖新聞的國際傳媒，包括CNN、BBC、《紐約時報》、《泰晤士報》等，亦用了「unusually open」之類形容詞來稱讚那幾分讓人喜出望外的進步。這些正面的形象和熱烈的掌聲，得來不易，聽進中南海的開明掌權派的耳裏，想必心甜受用。當別人沒有把你「妖魔化」的時候，你是有權利感到高興的；當你終於沒有給機會讓別人從「妖魔」的角度評價你，箇中高興，更有資格升級為自豪。

可是，記不記得中學裏那位四眼老師經常提醒你什麼？自豪可以，卻千萬別淪於自滿。自豪感是一種榮譽，代表着進步與昇華，但假如自豪一旦定格為自滿，那便必意味着故步自封、甚至進兩步退三步。在這期許下，今天鼓掌的人有充足的理由密切注視你何時跨出下一步、如何跨出下一步、怎樣在這一步的基礎上開拓下一步的軌迹；一旦出現沒法讓人滿意的風吹草動，今天把掌拍得愈起勁的人，明日很可能便是把噓聲發得愈尖亮的人。

這絕不是杞人憂天的過慮，因為內地網站已經流傳着不少新聞工作者的抱怨貼子，他們普遍表示，是次震災採訪的自由度遠比想像中高，各級官員的合作度亦遠勝於前，或許在災變面前，人的心，變軟了，人的臉孔也慈祥了，中國記者與境外記者並肩作戰，互相提攜也互相挑戰，令內地的新聞報道像被放進微波爐般被高速加熱，叮一聲，變得前所未有地積極、動態、進取。中國記者們目睹震區慘况，固感悲慟，但於悲慟裏親歷新聞進步，難免亦隱隱感覺到欣喜與安慰。但中國終究是中國，內地記者所面對的「國情」終究跟境外同業不盡相同，其中最重要的是，採訪完畢，返回報社，境外記者基本上能把眼見的耳聽的都寫下來，並可尋根究柢，深入探索新聞背後的線索結構。中國記者呢，返回報社，則仍框限重重、禁忌多多，在不同層次上遭受權力壓預，下筆實難盡言，落墨無法暢快。

有一個網站甚至貼出了一段留言，發訊者表示，報社高層直接下令，報道災民慘况，可以，但切不可對災變的預防不足和救治缺失妄加評論，更不可質疑分析災區官員是否有貪污瀆職；至於賑災款項的調度、樓房建築的規範、中央應變的效率等，亦是提也別提。留言者說，報社高層所提出的理由非常簡單，當下之急，在於「救人」二字，除此以外，別無其他，而當有記者問及「救援工作結束之後，能否評論？」，高層沒有回答，只是冷哼了一聲、狠瞪他一眼。

這樣的指令純粹出自報社高層之口，抑或他只是轉達中宣部的意旨，誰也沒法查明追究。真正重要的是，有了諸如此類的指令，等於把得來不易的新聞寸進再度封住了、縛住了，從而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辛苦採訪得來的那點成績，因為，有新聞採訪而沒有分析追蹤，有悲情感性而沒有理性評論，等於下雨時帶了一把破傘出門，極難阻擋風雨濕身；也等於演出了一齣賺人熱淚的悲劇，哭完了，把紙巾掉棄了，再讓一切回到原點。

新聞自由進步了？Good。但真正該做的是great。 既然踏出了一步，請別吝嗇，請再踏出一步，別讓自豪變成自滿，要讓自豪變成驕傲。大地裂變，唯望中國重生，至少，唯望中國新聞重生，且讓中國記者的筆墨對得起被大地吞噬的中國靈魂。

馬家輝

資深傳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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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狐

注：我们杂志的前身是《教师之友》，目前的执行主编为李玉龙，编辑是范美忠和小狐。

武松也曾怀疑过景阳冈上无老虎。

折腾了半年的陕西“周老虎”事件尚未平息，湖南平江县“疑似华南虎”录像事件再掀波澜。这两起“虎”事件都直接关系到政府公信力的大问题。说起虎与公信力，使笔者想起《水浒传》武松打虎的故事。

武松在上景阳冈前，酒家好心劝阻他别上去，说“有只吊睛白额大虫(老虎)，晚了出来伤人……”但武松不信，还以为是黑店留客花招。后来到冈下，见树皮警示告白，因无落款，武松仍不信，笑称是“酒家诡诈”。走上冈子见山神庙门上贴着一张印信榜文：“阳谷悬示：为这景阳冈上新有一只大虫，近来伤害人命。现今杖限各乡里正并猎户人等，行捕未获……其余时分及单身客人，白日不许过冈。恐被伤害性命不便。各宜知悉。”这下武松信了，后果然遇虎。

武松是个桀骜不驯的人，别人的话他不信，见了县衙印信榜文却坚信不疑，这反映当时官府在百姓心目中还是颇有公信力。再细品县衙榜文，它确实没有发布假信息，且告正在采取“杖限”措施打捕，警示大家遵守规定以避免伤害——为百姓身家安全着想。可见那县衙的“父母官”倒是为百姓办实事的。

今天当然不同于武松那个时代。同是虎，那时被视作害人之兽，要防要打；今天的野生虎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如发现其踪迹则须花钱花力倍加保护。但不管怎么样，作为官府对虎的信息发布都必须真实，这是是否为民办实事、维护公信力的试金石。陕西镇坪县经国家林业局派出专家组实地调查根本没有野生虎踪迹，“虎照”辨伪也并不复杂，但由于它已涉及许许多多的利益(周正龙奖金、林业部门利益、地方利益、官员升迁等等)，因此百僚缄口，迟迟不公布真相，有关政府机构的公信力竟不如宋代的封建县衙，着实令人不解。

相比之下，湖南省有关党政机构珍视自己的公信力，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蒋建国明确表示：我们首先要维护社会诚信，如实通报，不怕亮丑。这种态度，值得百姓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