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陈白尘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发言

前不久外出参加一项特殊工作，由于一直处在封闭状态下，本以为这个会开过了，今天能与会并发言，很高兴。

我是1973年认识陈白尘先生的，那一年我23岁，在农村插队已经5年了。我和他的交往，最频繁的就是1973到1978这5年。那是我人生最困难最苦闷的时期，他成了照亮我前行的一盏灯。

在文化专制主义最严酷的时期，文教事业被摧毁，四人帮仍在罗织罪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盛行，告密与出卖没有停止。在法西斯文化镇压下，很多读书人缄口，甚至缺了脊梁。而陈白尘先生在这一时期表现出一位作家的正直与良知。刚从干校里放回南京治病，他就开始秘密整理日记。有时去他府上，会看到他正在写；见到来人，他会从容地收起本子或纸片。他有在旧时代做秘密工作的经验，能根据一些符号、短语和特殊的数字回忆出文革以来的重要事件。也就是说，他很早就预见到会有那么一天，可以把那些罪恶暴露在阳光下。刚才已经有很多同志发言提到他的《牛棚日记》《云梦断忆》和《听梯楼随笔》，我就不多说了。我记得很清楚的，是他曾说过，“要把中国的耻辱记下来”。

从1973年开始，我和他有过很多次谈话（这在我的日记中都有记载）。当时他讥评时局，有胆有识，我则不过是发发牢骚。还记得师母坐在一边，不时地竖起手指发出“嘘”声，提醒我们隔墙有耳。那时文化界的确有许多灵魂污浊的人。还记得他说过，有几个人“代表组织”来看他，其中一个把手背在身后，为的是可以不和他握手，“划清界限”。

我在农村插队期间，他给我写过43封信，保留下来的有42封，只遗失了一封。那些信反映了他当时对问题的分析思考，也可以看出他对青年的期望和爱护。

在和他的交往中，我感到他在政治上很有远见。这当然是在很多年后才认识到的。1973年，当我对时局感到绝望时，陈白尘先生说，“他们顶多再撑五年”，“长不了的”，“到时候会重新评价的”。还有些话，在这里不便说了。对教育，他也曾预计大学会恢复招生，“一个国家不可能没有大学教育”。在那些年里，他也预见到社会的文明与进步。

我是个不成器的学生，不仅没能培养出对戏剧的兴趣，学力也不行。和陈白尘先生在一起说话，说得多的是近现代史和社会。我曾说《升官图》不会再上演了，他笑而不言。我没想到几十年过去，当今社会处处在演“升官图”。不解的是，1949年前，还能有《升官图》的上演，而当今对讽刺文艺的管制，已经使讽刺喜剧这一形式衰亡，中央电视台的文艺小品讽刺的对象，目前一直停留在村长一级干部上。这是很可悲的。

1978年以后，他以70岁的年纪到南大去当教授，我则以28岁的年龄考上大学，都开始忙起来，再也不可能像以前那样一聊七八个小时了。

陈白尘先生给我最大的影响，一是他独立思考的精神，二是他的正直善良。我今天还能做成点事，要感激他对我的教诲。他是一位伟大的教师。时间有限，有很多话，不说了。我只想说一句，我要像他那样，一生站直了教书。

谢谢各位！

                                                       6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