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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2日，下课后，开邮箱，看到朋友礼方君的短信：“张翼健先生于9月18日去世，今天火化。”一下子愣住，继而击案大恸。前几天我正要将他的手稿寄还给他，没想到他已成烟云。几天过去了，还是不敢相信：耳边仍响着张翼健爽朗的笑声，好好的人，怎么说走就走了？
去年11月的一天，礼方君来电话，说张翼健来了，问有没时间，晚上见个面。礼方是张翼健在东北师大附中教书时的学生，恢复高考那年考到南京。我的工作再忙，翼健先生来了，岂有不见之理？但我真的很怕赴宴。我们中国，吃一顿饭用的时间实在太长。还是喝喝茶吧，不就是想说说话么。晚上，汽车到学校门口接我，张翼健还和以前一样精神。他本想进校园转一下，可是站在门口一看，面目全非，没以前那个“味儿”了，便说：“唉，不看也罢了。走吧。”一同去了丁山宾馆，喝咖啡。
那晚我们聊了很久，说来说去，离不开语文话题，教育话题。教育部组织研制九义语文课程标准时，他曾和钱理群、王富仁担任顾问，我听钱老师说起过张翼健的一些主张。那晚说的比较多的，是编语文教材的种种苦楚及种种波折，但彼此都庆幸，总算熬出来了。说起语文教学现状，我们都忧心忡忡。他说：“目前语文教育的主要问题是语文教师自己不读书。”那天晚上，他再三说这句话，看得出来，这种忧虑缠绕他已经很久了。
咖啡喝了很多，烟也抽了很多，一直聊到半夜，依依惜别，谁曾想竟成永诀！
现在想起来，我们的生活习惯都不大好，我们关注专业，却不关注健康，这是不对的。
我知道张翼健，是上个世纪80年代，但我们一直到几年前才见面，其间多次失之交臂。我对此也感奇怪。我在外一般不轻易去人家府上，怕惊扰人家；二来诸事繁剧，也很少出门。但张翼健则是早就知其人的。20多年前，《吉林教育》的奚少庚君经常在我面前说起张翼健，后来说得多的是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的张笑竹（笑竹后来调动工作去了教育学院，也与张翼健熟稔）。我对张翼健的了解，很多是听他们说的。说得多了，我也就很留心张翼健关于语文教育民族化的主张。我近年参加洪宗礼的母语教材研究，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我想全国语文界同行，想到这个问题的人可能不少，然而像张翼健那样多年执著于语文教育民族化问题研究的，可能很少。
上次见面好像是2005年夏天，武夷山，《福建教育》组织的研讨会。报到那天，坐在一起用饭。我说：“其实我一直关注你，20多年来，少庚总在我面前说你。”张翼健大笑，说：“我也早知道你了，他每次见到我也总是说起你！”于是我们相与大笑，然后一同吸烟。那次会上烟民不多，因而我们在一起交谈的时间就多了。在一起能说什么呢，说来说去，还是语文教材以及语文教育民族化的话题。虽然有人很在意他那个“厅级”的头衔，我依然只把他当同行。
丁山宾馆喝咖啡的那晚，我向他约稿。近年我受托人之托帮出版社编杂志，经常要找一些“大家伙”或“老家伙”写文章。而最尴尬的是我们只管编，主管单位的稿费则要层层报批，拖拉一两年成了常事。我屡屡代人受过，现在已经不敢去约朋友的稿。可是张翼健很爽快，不让我费口舌解释，说：“栋生啊，有你这句话，我写。” 一诺千金，一个多月后，收到他的大作《语文教学三问》，沉甸甸的，六七千字，毛笔写的。——有这样功底的人，当然很鄙夷电脑以及电子邮箱之类。对他的文章，读者反响很好，我自然也高兴。我们还特别把他的手迹影印制作成插页。我知道他的习惯，答应把原稿还给他。没想到突然被征召出门四十多天，返乡后又是一大堆杂事，手稿还没寄出，他已归道山。
所有的人都惋惜张翼健的英年早逝，毕竟刚刚67岁。我私心想的却是：他的67岁，做成的事已经是好多人的十倍二十倍，也可以无憾。只是，他那爽朗的大笑已成绝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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