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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读一本《话语、双手与药——医者的人性关怀》，著者是台湾医学家赖其万教授。书的封面上，有这样一段话：
每当年轻的医学生问我，三十年的行医生涯里最重要的心得是什么？我总会说：“我开始知道‘说病人听得懂的话’有多么重要。”
我一下就想到自己的工作，有茅塞顿开之感。
赖其万大夫说，他在行医经历中经常发现，一些医生三五分钟就把病人“打发”了。有位病人问自己生了什么病，医生说的是“你这个病没有什么药医”，病人大恐，其实那位医生应当说的是“这种病不需要用药，慢慢就可以痊愈”。可是他根本没有注意自己的表达。医患之间的一些冲突，可能正是医生“说病人不懂的话”或是“不会说话”造成的。
我回忆与医生打交道的经历，发现他们非但不善于“说病人听得懂的话”，往往也缺乏耐心，他们甚至不大愿意对病人多说上几句话。我想，在中国，但凡有去医院就诊经历的，可能都有类似的体会。
教学与行医，都以人为工作对象，两种职业有许多相似之处。
教师不了解自己的学生，对学生缺乏耐心，话语方式不当，都可能形成隔膜，使学生畏惧教师，从而失去很多学习机会。师生之间缺少必要的沟通，责任主要在教师。相对于二者关系，学生如病人一样，处于“受助”的位置。他是“求学者”，他本来就“不懂”，用旧时代的话说，教师的任务是“开蒙”，如果教师的语言过于艰深，不用学生听的懂的话教学，学生不知所云，那不是学生笨，只能是教师不懂教学规律。台湾出版家郝明义在回忆录《故事》中提到，他上高中时，第一节化学课上，老师就以一句“一个莫尔等于六乘以十的二十三次方个分子”开始，半个学期下来，还在重复这句话。结果是学生从此把化学丢在脑后了。
老师们能不能作点反思：在教学不顺利的时候，自己的教学语言是否有问题？基础教育的任务并不复杂，惟其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这些人的成长需要靠我们的耐心和勇气去实现，如果能时时想到每一节课，每一次谈话，都关系到学生思维品质的培养，关系到他的人格养成，关系到他个体生命的价值，我们可能会更加重视话语方式，加强与学生的心灵沟通。
赖其万大夫写到，他在临床教学中，常常当着病人的面，对学生和住院医生讲诊断，说些病人听不懂的话。他认为这对病人是不公平的，这样做没有以病人为中心。这种反思精神使我深受震动。虽然教育教学是技术也是艺术，但是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环境下，都应当把学生的成长放在第一位。教师在教学研究中，是不是也应当警惕漠视学生权利的现象？譬如，把学生当作一个分数，一种等次，某个类型，把学生的学习成绩用简单的百分比划在一条线上……虽然在工作中教师不得不做一些必要的统计，但应当想到：每一位学生都是有思想有情感的活生生的人。
简单的常识，往往也要我们用一生的职业生命去体验，即使我们在从业之初就知道的规则，可能也只能在长期的实践中才能真正领悟。
赖其万大夫认为，医生的职业是济世救人的良心职业，必须挑选优秀的有理想的学生从医，否则有可能遗害苍生。行医有这样的从业要求，教育何尝不是这样！美国医生奥斯勒在他的《行医的金科玉律》（1903年）一书中认为“行医是一种艺术而非交易，是一种使命而非职业”。这句话也同样适用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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